果然就听王安石立刻将当年的理论全部拿了出来，什么青苗法、市易法什么，各种花样翻新的东西，层出不穷的出现在了商鞅的面前，一时之间，让在场的那些春秋时期的变革者们无言以对，原本他们还认为重农抑商，应当是能够贯彻很多年的政策，但没想到的事，到了王安石那里，就连朝廷官府都要亲自下场去做买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当年的政策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可笑呢？基于这一点，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准备直接跳出来反对王安石。等他们的脚步还没有迈出，就听到苏宁传出的两声轻咳，然后他们就乖乖的说了回去，静静地等待着苏宁的评价。
苏宁的评价其实谈不上公正客观，他只是对王安石的某些变法细则作出了一定的调整，但王安石却是出了名的牛相公，他不肯接受苏宁提出的这些调整，认为自己的方法才是最为合理的。
一时之间，他们两个竟然在大堂里争吵起来，看得在场的其他人都惊讶不已。
但他们两个最终也只是就事论事，虽然调门都拉的很高，而且脸上也多了几次红润，但他们最终没有大打出手，更没有发生什么过激的事情，争吵到了最后，也只是演变成了一场竞赛而已，而这场竞赛的规则是这样的，苏宁拿出在过去的战争当中受到重大创伤，且距离凉州比较近的两个郡，作为这次比赛的试验场地，其中一个郡奉行苏宁的改革方案，而另外一个则按照王安石的办法进行变革。这两个郡也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存在，一个叫做左冯翊，另外一个叫做右扶风。在秦汉隋唐这些政治中心都在关中地区的朝代里，这两个地方是断然不会容许统治者忽视的区域。
不过宋朝以后，政治中心就开始向东移动，一开始是在河南的开封，后来换到了偏北的幽州，也就是后来的大都和北平。这两个地方也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东汉末年时期，这两个地方还是很有参考意义和发展潜力的地区，至少水土流失的情况，还不如800年之后那么严重，只有1800年后，那就更加没法和现在比了。
不得不说的是，宋夏百年战争对于这一代的自然地理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尤其是战争所需的木材，让周围的植被之一乎门，能安稳的生长过，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发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那才是活见鬼了。
但是现在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潜力都还算可以，至少农业生产还是可以勉强恢复的，倘若水利灌溉方面又有所建树的话，那么一定可以取得不小的成就。
所以不管他们两个怎么在这些地方折腾，能够得到的效果，一定是能够让人瞠目的，区别只在于谁的改革方案能够收获更多的赞扬和认可。
其实王安石也清楚，他和苏宁进行这样的比赛，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偏向于苏宁，但是他的内心当中，也还残留着作为赤子的一颗耿直之心，他坚信这世界上还是有人敢于说真话的，只要自己做出成绩，总会引来别人的赞赏，所以他大胆的应下了这一场对决。
于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就这样在凉州体系控制的土地上出现了，就在关东的各路诸侯们，你争我夺的进行竞赛式发展的时候，凉州体系的关注焦点，竟然变成了一场奇怪的变革比赛，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梁叔的风气，开始变的以崇尚变法为荣，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正在西线战场上工厂安息帝国形势的一众将领们，都很关心正在凉州地区腹地进行的这一场变革，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变革比赛的最终结果，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以后要推行的是何种政策，甚至位于关东及其附近地区的那些地方行政长官们，已经准备好就地奉行他们所推出的政策，或许还没等到这场比赛结束，他们的政策就已经开始在周围的郡县被广泛应用。
第一个被王安石抛出来的是，在历史上同样作为变法第一枪的青苗法。其核心内容也非常简单，为了避免贫苦的农民受到富豪之家的高利盘剥，朝廷允许地方官府以较低的利率像那些青黄不接时期的农民放出贷款，待到来年有了收成，农民们需要把这些贷款连本带利的脚还给官府。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限制了民间富豪的财路来源，减轻了剥削造成的压力，同时为各级官府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在缓解了阶级矛盾的同时，也缓解了财政的压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做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比如说，有些农民其实是不需要这些贷款的，但是却被当地的官府强行抑配。毕竟这样做可以让官府从中渔利。同时也可以让经手的那些刀笔小吏们捞上一笔外快。而且根据后世某些学者的观念，青苗法的利率其实还是有些偏高的，并没有在本质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而王安石在拒绝进行政策调整的前提下，就开始推行自己的青苗法，显而易见的是，原来在大宋王朝出现过的那些弊病，又全部出现在东汉末年，于是，凉州体系一时之间陷入到了巨大的争论之中。
而与上辈子有些差异的是，这位牛相公不可能再坚持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的经典论断了。因为在凉州体系天变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去关心，除了那些喜欢鼓捣天文的学者以外，但是人言这种东西，却因为舆论体系的相对完善，而具有了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各家报纸，开始对王安石的变法情况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之后，这位宁夏公所面对的压力，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很多报纸都申请要与他进行采访在谋求得到独家爆料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将一些民间的想法反映给他人，而王安石却通通拒绝了这些媒体的要求，毕竟在他那个时代，街头小报这种东西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哪家胆敢采访他这位曾经的宰相。
于是，于是只见他的这种行为，也被人理解为对政策没有足够的信心。
然而这样的错误解读显然激怒了王安石，于是他又紧接着推出了自己的第二条变法内容，那就是曾经让苏轼那个愤青喷子大为不满的免役法。
免役法推出的背景是这样的，原本官府所需要进行的一些事务，比如说押送粮食之类的事情都是要民间的富户来承担的。而大宋王朝按照民户的贫富等级，将之划分为五等，并且只有最末一等不需要到官府去服役。
而那些到官府去服役的人，大多会遭遇到那些刀笔小吏的各种盘剥，其间加破人亡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出现，王安石决定官府不再无条件的征募，这些人为官府处理，而是改由官府拿出一部分预算，聘请招募愿意从事这些行当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当然，官府在财政上也是不够宽松的，所以，那些因此而你不必到官府去服役的1到4等富户，也就需要上缴一部分的免役钱。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大部分的农民都从沉重的劳役当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的时间，可以更加周全的照料自己的庄稼，于是也就有了更好的粮食产出，顺手还为国家提高了税收收入。
只是免役钱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依旧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而且这样还带来了另外一件坏处，那就是让那些刀笔小吏们，失去了很多盘剥底层群众的机会，毕竟招募过来的这些应役之人，很多都是从事相关专业的此中老手。他们对相关领域里的那些猫腻儿了解的，甚至比这些刀笔小吏们还要清楚，到了上级官老爷面前，他们也能够把事情分析的头头是道，以至于有些时候那些刀笔小吏们反而会被这些人所压制。
于是另外一件事情就开始在这期间发生了，那就是许多刀笔小吏们都开始讽刺王安石的新政，他们不断的寻求各大报纸的帮助，希望这些掌握着新鲜力量的媒体机构，能够给予王安石足够的压力，然而事情的进展却不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顺利。
由于左冯翊和右扶风这些地方才刚刚归顺两种体系不久，所以他们和关中地区以及并州地区的各个郡县一样，都沿用了原来旧官府的大量人手，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旧有的盘剥制度依旧存在，而苏宁对此却是极其不满的，至于那些颇受民族主义感化的报纸从业人员，就更加对他们深恶痛绝了。
于是这些人告诉媒体的话语被他们一五一十的全部登载了出来，于是王安石也迅速的知道了这些刀笔小吏们的图谋，结果这群人被王安石抓起来一顿好打，然后全部逐出了官府，与此同时，来自周围几个郡县的刀笔小吏，也被在第一时间送到了王安石的麾下，只不过他们的心态就要比前任们更加战战兢兢了，好在王安石还只知道，在打下杀威棒之后，要发几个胡萝卜，而且这些胡萝卜在原来他的变法内容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给刀笔小吏们增加薪俸。
要知道，在北宋建立之初的那些年里，这些刀笔小吏们为与朝廷工作，是没有工资可拿的。而且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也是要受到官员们的重点压制的，很多像苏轼那样的进士出身的文官，都看不起这些刀笔小吏。
就连在枢密院那种关键位置工作的刀笔小吏们，也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不得不进行贪腐，王安石认为，谁让他们不在自己的变法内容当中捣乱，就必须让他们归心。而且，他对于那些认真做事的刀笔小吏，也是给予了相当同情的，所以他主动的提高了这些人的待遇，以此来让他们安心做事，不要干扰自己的变法工作，更不要去盘剥和压榨那些无辜的老百姓们，虽然这样做，根本就不能杜绝贪污受贿的门路，而且颇有一副后是满清王朝养廉银子的味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刀笔小吏们对于王安石还是非常感激的，所以在贯彻他的变法方案的时候，还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的，而在这一时空，类似的事情也很快发生了，在王安石主张提高他们的待遇之后，刀笔小吏们很快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并且主动为他出谋划策对付郡内的几个豪商大族，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王安石的变法取得了飞速的成效，一度让媒体们惊呼，他们恐怕最终也不能避免得到一位来自宋朝的总理。
说起来，北宋人在前些年的选举失利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内阁的觊觎，尤其是在王安石被召唤出来之后，他们又重新想起了原本唾手可得的总理大位。
而在这一点上，苏宁竟然有意无意的放纵他们，不但暗中允许他们为王安石的变法提供各种便利，还砖没有召唤出了当年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重要部下，甚至其中还包括一度曾经背叛他的沈括等人。
不过这一次王安石的变法，毕竟不需要在全国推广开来，所以他也并不是非常迫切的需要这些人手，但苏宁倒是经常和这些人保持书信的往来，以便了解王安石的最新动态，同时也通过这群人，更加清晰的了解那场在北宋中期影响深远的变革。
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说起来也非常简单，因为他有些怀疑自己对王安石政策的调整，是不是对症下药，毕竟那只是他以前无聊的时候所想出来的一些策略，但是如今真的要付诸于行动，他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不过，在经过与这些人的一番商讨之后，他发现，如果真的能够推广开来，恐怕就连王安石也要羡慕自己，于是他开始了大胆的推广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