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些时候，孙中山在饯别会上的讲话稿就被陈训恩送到了孙元起的案头。
孙元起看完，弹了弹那几页纸：“说起借外债，别人或许还不知道他意中所指；但要说到现今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还有谁比得过我？中山先生这番讲话，恐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陈训恩点点头：“大人所言极是！此次同盟会在内阁中势力尚不及我们新中国党，作为党首，孙逸仙难免会有怨怼之情。但话说回来，内阁总理唐少川不仅是袁项城的亲朋故旧、大人的大学校友，也是他们同盟会的会员，如何组建内阁他心中自有成算，与我们何干？”..
孙元起道：“如今南北和议刚刚达成，中山先生主动让贤，引得全国上下一片赞誉，同盟会也随之名声大振。这次同盟会在内阁中吃了闷亏，就算他们想找袁项城的麻烦，也不可能选在这个时候，免得让人怀疑他们是在挟恩求报，然而总要找个发泄的对象。我们新中国党改组未久便在内阁异军突起，一举占据三个席位，在同盟会看来，分明是我们强占了他们的位置；而且敝人、张啬翁、汤蛰翁等都曾在清zhèngfu任职，正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如此想来，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也在情理之中。”
陈训恩问道：“大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孙元起微微摇了摇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陈训恩迟疑片刻又问：“什么都不做？难道就任由同盟会诋毁中伤我们？大人，我们现在可是非比从前！别说在内阁里随便搞点小动作。也不用在广播报纸上散布消息，只需我们在军火、药品上拿捏同盟会一下，就够他们好好喝一壶的了！”
孙元起道：“我们之所以要放同盟会一马。首先是我们不能与同盟会反目，倒不是我们实力不敌同盟会，又或者不敢与同盟会结仇，而是因为袁项城在边上虎视眈眈！我一直怀疑我们新中国党在内阁获得三个席位，而同盟会仅仅占据两个，是出于袁项城的授意。目的就是要挑起我们与同盟会之间的矛盾，好让他渔翁得利。既然这样。我们自然不能让袁项城称心如意。
“其实是我们不必与同盟会反目，因为在我看来，同盟会未必就能把我们怎么样！”
“哦？大人为什么这么说？”陈训恩好奇地问道。
“你认真看看中山先生的讲话内容。”孙元起把那几页纸递还给陈训恩。然后接着说道，“在这番讲话里，中山先生提出了‘社会革命’理念。所谓‘社会革命’，除了重申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里的‘平均地权’。就是号召同盟会上下在jing神上开展启蒙运动和在物质上大力兴办实业。他为什么突然这么提？毫无疑问。他是注意到了敝人这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认为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般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推广教育和兴办实业。《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既然找到了成功秘诀，他们便要有样学样，准备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陈训恩顿时大点起头：“不错、不错，大人所言极是！好在我们已经洞见一切，自然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大人觉得我们该如何应对？”
孙元起道：“我们以不变应万变。”
陈训恩想了想说道：“也是！大人创办经世大学。据说前期投入数千万两白银，同盟会想办学校。哪有那么多资金供他们挥霍？大人所兴办的实业不仅技术jing密，而且还有专利保护，就算同盟会想模仿也模仿不来。若是他们自不量力，只怕会落得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孙元起道：“如果中山先生真的有志于投身教育、实业，困难并不是很多，也未必不能做出一番大成就！比如彦及你刚才所说的资金问题，其实就很好解决。袁项城为了安抚他，特地授予他‘全国铁路督办’的职衔，他完全可以用修铁路为名向袁项城要钱，也可以成立铁路公司向国内士绅募股，还可以拿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款。
“有了钱以后，再来兴办一些见效快、收益高、技术含量低的实业公司，接着以盈余扩大生产、兴办教育、发展民生等。三五年时间，便可以取得粲然可观的业绩；十年之后，必定能够富甲东南。只是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上下未必有那么好的毅力，能够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做上那么长时间。甚至他们都没有耐心在一旁等上三五个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导层，大半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比如黄兴，在武昌起义之前谈论兵法滔滔不绝，被同侪认为是同盟会中第一武将；结果在汉阳保卫战中，被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差点爆出翔来。其他会员也大半是言语胜过行动、热血超过才能，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指望他们能踏踏实实办教育、兴实业，还不如相信母猪能上树！
在真实历史中，孙中山就曾以修铁路为名向袁世凯索要了不少钱，结果铁路没建一公里，那些公帑也不知所踪。
孙元起又说道：“相对于投资实业，兴办教育更需要魄力。毕竟实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年投资或许明年就能获利。而教育呢？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可能有些夸张，但十来年时间总是需要的。像兴办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获利，还要不断往里倒贴钱。可是谁也无法否认教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家民族！”
在亚洲，几个典范的西式minzhu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萎靡，而不少强权统治的东方式国家如ri本、韩国、中国等却都迅速富强起来，无数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分析，试图找到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经济发展前期的快速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正如ri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可能更为中国人所熟知）所说：“我国（指ri本）人民与美国人、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有没有受过教育。”所以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ri本倡导全民教育，在几十年间就创造出一个没有文盲的社会。ri本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随后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也都遵循这一范式，在经济腾飞之前大范围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后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相比之下，菲律宾、印度等国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都非常低下，很多贫穷的少年儿童得不到正规的教育，无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只能一代又一代沦落在佣人、贱民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兴办教育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但花费巨大、回报甚微，而且取得什么成绩也会归功到我这个教育总长名下，显然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不愿意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计。于是他们便用‘启蒙’来取代‘教育’。”孙元起随即又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启蒙’，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幼儿、传授基础入门知识的启蒙，而是西方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启蒙’。启蒙与教育相比，教育的实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师，而启蒙的实施者是思想jing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启蒙’明显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新知识获得新进步，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区别。”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xing，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无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ziyou理念、minzhu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