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高考虽然是各省分别出题，但考试科目大致相同。语文、数学政治各一百分，理化各五十，一共四百分。
各科的模拟题，妈妈做的相当的轻松，桂金就有不少困难。悠悠看着妈妈对答案时的笑脸，由衷的说：“妈妈，您真棒。”
姥姥在一旁说：“那是当然，你妈妈可是‘老三届’。”
“姥娘，‘老三届’是什么啊？”悠悠原来看网络年代小说，经常看见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具体的含义。
经过姥姥的解释，悠悠才知道“老三届”就是指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
1966年当时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才毕业离校，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
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
为动员老三届下乡插队、掩盖就业危机，特地找出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借口，这也是妈妈能顺利回到韩屯的主要原因。
老三届的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
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伟人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伟大的领袖***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
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
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
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
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
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
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
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功底，七七年高考录取的大部分就是这些人，看来，“老三届”不是白叫的。
临近高考，妈妈和桂金每天都熬到夜里十二点。早晨五点多就起来背政治和文言文，俩人有空就在一起学习。
妈妈还好些，文言文功底深。桂金就惨了，她就学于文革期间，教材中根本就没有文言文，靠临时抱佛脚的死记硬背，只能是事倍功半，文言文可不是一天的功夫。
悠悠跟着她们，倒是背了不少的文言文。后世的教材里，文言文占的比重很少，只是达到个了解的程度。
桂金羡慕的说：“看来教育还得从孩子抓起，悠悠这么小，背起东西来，又快又好。”
悠悠一激动，就没把握住，把“三字经”和“弟子规”背了出来，这是她在后世背得最熟的两大传统读物，是自己整个儿童时期的骄傲。
桂金不明白，可是爸妈知道。爸爸拉着她往外走：“悠悠，你上外面玩去，别耽误你老师学习。”
到了旁边的屋子，就急切的问道：“悠悠，你跟谁学的《三字经》？”
“爸爸，我跟姥娘在废品站里找的书，自己没事背着玩的。”悠悠才不负责，把皮球踢给了姥姥。
姥姥扶着额头，给悠悠圆谎：“她跟着俺去废品站，看到顺眼的就拿起来玩，一个孩子谁也不注意。再说了，那里面能有啥好东西，一分钱收一斤。
俺看她背的挺好听，再说孩子没事多学些东西，不是好事吗？说起来，咱悠悠是真聪明，俺听不懂，她还能给俺讲明白了。”
爸爸无奈的看着姥姥：“妈，废品收购站里，可有的是好东西，不过现在好些被划归为毒草。悠悠还小，她不懂的这里面的利害，以后真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
“对这些俺至今弄不明白，卫华你和婉莹多注意点，真不能让孩子惹了祸。悠悠啊，以后听你爸妈的话，不让碰的书可不能看，特别是在外人跟前。”姥姥还真是怕了。
“嗯，俺知道了。”悠悠小声的应着，耷拉着脑袋。即便是后世里性格孤僻的自己，穿到这个言论失去自由的年代，也很难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