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开始传讯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嫌疑犯和日本各界人士。与此同时，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此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程序已逐渐在弦上，蓄势待发，而且审判开始的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美国人季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约瑟夫·季南，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1914年在俄亥俄州做开业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美国陆军，前往欧洲战场，战后出任俄亥俄州州立检察官，美国司法部行事局局长。
11月6日，季南一到东京，就公开表示，要运用在司法部工作的经验，和日本战犯对峙法庭，制服这帮强盗。在季南带来的38人工作班子中，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经验丰富的职业侦查员、科学家和司法部刑事侦询专家，由于他的强悍、雷厉风行和高压态度，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魔鬼检察官。
在季南的强势推动下，国际检察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检察官们做了分工，分担了日本的战争准备、中国满洲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等各阶段的起诉工作，此时，已经接近1945年岁末，曾经担任过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俊被司法行政部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重返上海。
向哲俊，1896年生于湖南宁乡，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六年后被选送美国留学，耶鲁大学毕业后，转读乔治华盛顿大学，回国后从事司法教学和法院工作。就在向哲军回到上海不久，他突然接到电报，要他准备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新年那天，向哲俊前往陪都重庆司法部接受任务，在重庆，他还向政府推荐了他清华学校的学弟，梅汝敖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梅汝敖在当时的中国司法界身负众望，他12岁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后来去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讲授英美法，并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
盟军总部公布了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法官名单，中国法官梅汝敖位列其中，由于盟军总部不断催促，向哲俊带着由他亲自挑选的秘书，裘绍恒火速赶往东京，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次审判将非常艰难，由于国民政府准备不足，给后来的审判工作带来许多麻烦。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裘绍恒，不仅司法业务熟练，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律师。他们乘坐美国c47大型运输机抵达日本的时候，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落满东京厚木机场。
1946年2月7日，向哲俊和裘绍恒一到东京，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坂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里。
就在向哲俊和裘绍恒到达东京的九天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在季南主持下，召开了首次检察会议，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检察官出席了这次会议。
季南心情烦躁不安，因为国际检察局对日本战犯的预审，和搜集犯罪证据的工作进展的不够顺利，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所带来的除了战犯名单以外，没有更多证据。
季南清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犯罪，将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没有或缺少足够的证据，后果不堪设想，到哪里去寻找证据呢？
在日本取证非常难，因为在战争后期，特别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日本销毁了大量的罪证。日本的当时，陆军省外务省这些主要的政策部门，把能够烧掉的文件全部烧掉。
证据之所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如此重要，是因为法庭在审判进行中，将采用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的审判程序进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判方式。
大陆法系采取纠问制，以法官为中心，犯人一旦被提起诉讼，那么就基本确定他有罪。英美法系采取对峙制，以证据为中心，犯人在最后定罪之前首先假定他无罪，原告与被告就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为证据不合法或不可信，可以当庭拒收。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利？会不会被对方驳倒？这对英美法系的诉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绍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战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
裘绍恒之前采访说：“我到了南京之后呢？我就到司法部，找刑事司的司长叫杨兆龙，说我要调查（南京）大屠杀，那么他捧了好多材料档案，捧到外面来，找了一间房，很多，那么很多，我当然来不及看内容了，来不及，没办法看”。
裘绍恒带着从中挑选出来的证据材料，赶回东京。而此时，季南派出强有力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
季南还从国际检察局特别划拨资金给中国检查组，要求向哲俊在本国招募一批熟悉法律、英语基础的工作人员，前往东京增援。
向哲俊回到上海，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一个名叫高文彬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看到招聘广告，前往华懋饭店应试。
高文彬之前采访说：“”第一次我在华懋饭店，见到向先生，向先生给我印象是一个非常有礼貌、有学问、待人很和蔼的那样一个人，一点没有过去一些国民党那样官僚气很足，他一点都没有，完全是学者的那种风度，所以呢，我对他印象很好，那么以后呢，他录取了我。
和高文斌一同被录取的还有31岁的湖南人周锡卿，当时在国内，业务素质好又想去东京的人并不多，向哲俊就动员妻子周芳的弟弟周锡卿前来报名。
周锡卿，1938年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周锡卿回国投身抗战。
周锡卿之前采访说：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正在湖南做县长，所以那个对于那个日本人残暴的情况很熟悉，后来有机会的话，反过来，我就去审他们了，那心里很高兴了。
向哲俊这次一共录用了五个人，几天以后，高文斌接到向哲俊的通知，要他们到华懋饭店集合，准备前往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