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是可控的。既然可控，那就能利用，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宣传，就能达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而人是感性的动物，爱情故事往往最容易令人失去理智。
张宝如今是大宋相国，正所谓人红是非多，当无法在正面被击败的情况下，从道德方面去谴责一个人也就成为了必然。但张宝从来就不是个被人打了左脸还把右脸凑过去让人打得贱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才是张宝的习惯。
他知道，迎娶契丹公主耶律余里衍必会惹来一些人的非议，即便当面不敢跟自己提，背后也肯定会编排自己跟人家姑娘的“绯闻”，与其将主动权交给对方，倒不如自己主动出击。人都有先入为主的习惯，张宝先把自己跟耶律余里衍的事以谣言的方式散播出去，等到别人想要编排的时候，就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而且会相信的人也会大为减少，当百姓们为各种版本的故事争论不休的时候，张宝也就轻松了。因为百姓们所争论的重点已不是相国大人要娶外族女子一事，而是争论究竟谁所知的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自金兵掳去徽钦二帝后，安东军虽抢回了大部分被金兵掳去的财物以及人员，但金兵南下一事对大宋百姓的自信心打击还是很严重。安东军能够顺利接手大宋的朝政，除了自身实力外，与大宋百姓缺乏安全感，急需保护者的潜意识也有关。
本以为大宋朝廷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对朝廷这些年的压榨，大多百姓还是采取了默默承受的态度。却不想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大宋朝廷如此不济事，从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开始，百姓的潜意识里便有了“另换东家”的念头，而安东军恰好在那时满足了百姓的需求。
之后安东军的做法也进一步争取到了百姓的认同感，虽然此时的大宋还是赵姓天下，但百姓的心里已经自然而然的开始偏向于张家。百姓是最实际的，依附强者是天性，当赵宋满足不了百姓的基本需求后，寻找新的“保护者”也就成为了必然。
而且以张宝为首的安东军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错。各地官员积极办事，一改过去拖沓的作风，而各地的驻军又确保了当地的治安良好。百姓所求其实也就是四个字，安居乐业。谁能替百姓实现这个愿望，那百姓就会支持谁。读书人鼓吹的所谓正统啊，大义啊，那不过是百姓在吃饱喝足以后才会去想的事情。
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只要笼络住了他们，江山就不容易变色。至于什么名门望族，一旦失去了百姓的附庸，想要摧毁就是轻而易举。而世家大族之所以不好对付，主要原因便是那些世家大族在当地百姓中的影响力。他们说的当地百姓愿意听，愿意信，并且愿意为了维护那些他们所信任的世家大族而出力。
民为贵！脱离了百姓，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身败名裂，而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才能无往而不利。历朝历代的开国君王为何是众望所归？原因便是这些人大多了解民间疾苦，明白百姓需要什么。而末代君王为何亡国？大部分原因便是因为那些人深居宫闱，不接地气，连自己的子民需要什么都不清楚，百姓又怎么可能会愿意去追随拥护一个与自己不是处在“同一个世界的君王”。
禅让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究竟存不存在？是否真的发生过？其实并不重要。当掌握了压倒一切的实力，又拥有了大部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那改朝换代也就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了。禅让，也不过只是权力正式交接时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
张宝当初既然没有选择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那这条争权夺利的路他就走好。这世上虽也存在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张宝却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识时务上，两全其美的结果当然是最好，可若是不能两全其美，那张宝也要保证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民心的争夺就是关键，世家大族的支持是靠不住的，他们也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事，一旦张宝式微，顺应民意便会成为他们抛弃张宝的理由，但反之，顺应民意同样也会成为他们抛弃赵宋的绝佳借口。
保持强势，收拢民心，就是张宝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至于倒是一些叫嚣反对者，就是苔藓之疾，丝毫阻碍不了大势所趋。
如今大宋的官员，从中枢到地方，有超过半数是心向张宝的张家人，而在朝廷中枢，更是有着超过八成的官员出自张家，剩余的两成官员则分别是保皇派以及中立派。但仅凭这点人，已经阻碍不了张宝的政令通畅。原因？少数服从多数嘛。
官府的职能，说白了也就只有那些，而为了便于掌握朝堂上的话语权，张宝并没有继续沿用宋时的制度，而是重新划分了各部门的职能，免得各部都要干着兼职，什么事情都能有理由掺和一下。
张宝借鉴了自西汉时便出现的三省六部制，弃三省而设六部，重新划分官员职能，而六部之中，张宝控制了吏、户、兵、工四部，剩下的刑部则给了朝廷里的中立派，仅余下一个专门负责祭祀、典礼的礼部给了保皇派。原本该归礼部负责的贡举，则被张宝划归到了吏部。想想也对，贡举是为国家选才，就等于是挑选储备官员，当然应该归吏部管。
分工明确了，出了问题就没办法推卸责任，至于朝中过去那些官职，在经过精简以及重新归类后，诸如太师、太傅之类的官职已经成为了荣誉官职，实权半点也无，仅剩的唯一好处就是能多领一份俸禄。
大权尽归张宝之手，那些被夺去了手中权力的人自然不甘心，可面对强势的张宝，这些人也只能将不满深深的藏在心底。张宝可不是什么君子，做起事来为达目的也是能够不择手段的。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反正在大部分保皇派的眼里，张宝绝非一个君子，跟这种人打交道当然绝对不能像以往跟别人打交道时那样。因为张宝要杀人的时候，那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而且让人不得不承认的时候，经过张宝对官员职能的重新划分，官府的工作效率的确是提高了许多。过去各部门由于身兼数职，遇到事情时往往都习惯相互推诿，但现在职能明确下来以后，该你管的事你就得管，不该你管的你就管不着。目标明确了，行动起来自然也就迅速了许多。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过去大宋的官员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真正愿意为民做主的人少之又少，百姓对于官府即敬畏又陌生，但随着张家实干派官员的大批主政，百姓也是知道好歹的，而这一比，就把过去的官老爷们给比没了。现在的官老爷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带领当地百姓走上致富之路，哪像过去的官老爷就知道到了收税的时候派人来收税，平日里就缩在官衙内，也不知道整日里在捣鼓什么。
大部分百姓都是勤劳的，之所以会穷，那也多是因为受限于见识，不知道该如何致富。而现在有了官府领头，百姓自然也就有了主心骨，做起事来的热情自是要比自己单干时要高涨许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张宝的声望也在各地迅速上升，让朝中的保皇派惶惶不安。
保皇派们想要阻止张宝的野心，但现在却是有心无力。别说军队他们插不上手，就算是政务，能够让他们插嘴的地方也在逐渐减少。过去朝廷对地方官员的升迁，除了看地方官员所在之地的民生外，还要看人情以及地方官员的“心意”。但张宝上台以后，严打贪污受贿行为，同时又因为吏部掌握在张宝手里，对官员升迁的标准也就只剩下一条，只看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的升降，比过去的日子好过了，那就升官；可要是过得比以前还要艰难，那就是降职，若是因为官员个人原因而导致百姓过得不好，那除了降职还要问罪。
通过这种唯一的升迁标准，地方上属于保皇一派的官员不是被出自张家的官员替代便是“叛变”投靠了张家，对于地方上的影响力，保皇派正在不断减弱。
当自身实力不足的时候，拉帮结派是个不错的选择。保皇派的张叔夜、徐槐等人自知想要独立对付张家已经不现实，便动了拉拢朝廷中立派的念头。可他们此时手中无权无势，更无钱无粮，中立派凭啥要跟保皇派站在一起。
中立派之所以是中立派，就是不想要掺和到皇权争夺这档子事里，保皇派妄图以正统、大义等听着不错，实际空洞的话语便说服中立派支持，纯属痴心妄想。以宗泽、李纲为首的中立派，并不是那种见利忘义之人。对于所谓的赵宋正统，其实在他们眼里并不是最重要的。百姓的福祉，恐怕才是他们的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并不足以打动他们，而所谓的正统、大义，对于常年遭受排挤、打压的他们来说也没有多大作用。更何况此时的张宝也没有干什么倒行逆施的事情，在宗泽、李纲这种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人眼中，相比起宋徽宗赵佶或是宋钦宗赵桓，张宝更适合担任这个国家的“领头羊”。
此时的朝廷，才是宗泽、李纲心目中的理想朝廷。还是那句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张宝要感谢他的那两位“前任”。不管是贪图享乐的赵佶还是严人宽己的赵桓，跟张宝一比，那就如同绿叶衬红花，越发显得张宝的“英明神武”。
张叔夜、徐槐等人本想借着国家大义说服李纲、宗泽出手相助，但却被李纲、宗泽反过来询问当世可有人能够取代张宝此时所能发挥的作用。赵姓皇室中的男丁，除了继任皇帝的赵谌外，仅有几名还离不开娘亲的徽宗幼子在汴梁，其余的都被金人掳走，与赵佶、赵桓一起呗关在了五国城。
即便真的让张叔夜、徐槐斗倒了张宝，依靠一个未成年的官家，能否抵御金兵，迎回二帝？更何况如今这刀把子攥在张宝的手里，忠心赵宋的军队还剩下多少？张宝倒了，那些原本忠心于他的骄兵悍将如何应对？军中的丘八要是躁动起来，可不是朝廷一道旨意就能摆平的。
金兵南下导致百姓不安，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来的民心恐怕也会因为张宝的倒台而再次出现恐慌，到时朝廷要如何去安抚？
……
接二连三的现实问题摆在了张叔夜、徐槐的面前，在让张叔夜、徐槐感到难堪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先前把问题想简单了。他们想要“拨乱反正”，已经不仅仅只需要“擒贼先擒王”这样简单。
张宝的根基早已扎牢，即便让张叔夜、徐槐侥幸得了手，所带来的的连锁反应也不是张叔夜、徐槐等人所能够承担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让忠心于张宝的安东军不会因为张宝的遇害而放弃为主报仇的打算。
功名利禄？张宝能给的恐怕不是张叔夜、徐槐能给得起的。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又不能争取到百姓的支持，张叔夜、徐槐等人想要保皇的想法就如同镜花水月，看似美好，实则不切实际。
而在被宗泽、李纲一番当头棒喝以后，张叔夜、徐槐等保皇派人士也终于消停了下来，再也不似过去那样保皇意图表露在外，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张叔夜、徐槐之所以会成为保皇派，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美好前程，只不过是受忠君思想的影响。而宗泽、李纲的一番话，却让二人不得不认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会对大宋有利。先国后家还是先家后国，张叔夜、徐槐经过认真的考虑，得出了一个结论，先国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