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如今的官职并不如司马光，司马光一意孤行，反对并没有做大的作用。
苏辙一直都是主张朝廷不该与民争利，更应关注民生大事，依法治国。
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都是一柄双刃剑，而恰好衡量得失利弊的那一把标尺就是老百姓。
苏辙在右司谏上任八个多月，一共写了七十四篇奏疏，任职期间不畏强权，痛斥奸佞，直言上谏，公正敢言，更是在十一月升任户部侍郎。
户部，是掌管整个大宋人户、土地、银钱、粮食、贡赋、征役等财政大权的二把手，事务繁多且责任重大。
户部官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苏辙上任后便发现不少模糊不明的款项。
朝之蠹虫，历来不缺。如果今日看他的面子，明日看他的情分，如何管制，如何真正的为民办事。
苏辙向来的观点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人治。人性本就有善恶之分，且世人皆有欲望，人性是最不经考量的东西，只有规则和制度，才能约束管制人性。
他为了严控都水监，军器监，将作监的支出，为了遏制这些人一层层的谋利，官官相护，规定了这些部门不再隶属工部。而是转属于户部，让工部只管好工程的好坏和进展速度。
一时之间引起了这些人的强烈不满，可太皇太后与皇帝对此事是大力支持的，那些人没办法，只好忍下。
苏轼与弟弟苏辙自太皇太后高滔滔听政以来，被调回汴梁一同在朝为官三年。苏辙任中书舍人时，哥哥苏轼已经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职比他大了不少。
苏轼掌管内制，负责皇帝发出的召命诰书。
苏辙掌管外制，负责撰拟中书省门下的文告。
内外大权都掌握在兄弟二人手里，可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毕竟帝王家对臣子掌握太多的权柄还是心有顾忌的，这一点二人都明白。
苏辙先后数次上书，推辞如今的官职，表示才不配位，但都被拒了。
这日苏轼终于在第五次表示辞官请求外放时，官家应允下来。
兄弟二人聚在苏轼府中的水榭里，把酒言欢。
“子由，为兄这次能去杭州做知州，心中并无不舍，甚至可以说是心之所向。”
苏轼一身宽大的绯色长袍，懒散地坐在亭中的石凳上，举着酒杯敬了苏辙一杯酒。
“兄长，离京后还是要多加小心，谨言慎行。朝廷如今的局势并不明朗…”他叹息一声，五十岁才坐到如今的位置，他还真是大器晚成。回京之后心里是愉悦的，他一直以为他终于可以一展抱负，可现实中担忧大过心中的喜悦。
“唉~”苏轼打断他，眼中露出一丝嫌弃，好像在说你怎么这么扫兴，喝酒也要说这些。
苏辙摇头，无奈的笑了笑。也罢，他们兄弟二人也确实许久没有好好的说说话，扫兴的话不提也罢。
二人这次喝了个尽兴。
苏轼去杭州没多久，苏辙就擢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来年更是权吏部尚书后又改为御史中丞，之后一路高升由御史中丞擢升尚书右丞、任门下侍郎。
苏辙官运亨通八年间，青云直上。官服从绿衣郎变成红袍，又从红袍换成紫袍。
苏辙与他哥哥苏轼在太皇太后高滔滔执政期间，得到了重用。国家的政务主要是针对两点，一是西夏的边防；二是黄河连年因为北流而下造成的灾害。
只是这些问题在随着太皇太后高滔滔元佑八年（1093）九月薨逝后，宋哲宗亲政又来了一个大转变。
只因每个帝王都有一个开疆拓土，创建万世基业的梦想，而万千黎庶所求的是和平安定，生活富足。
十八岁的宋哲宗亲政后，苏轼苏辙二人预感到了朝廷将会迎来一场大变。因为宋哲宗并不赞成祖母高滔滔的政见，更向往他父皇宋神宗变法。
大宋自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来，宋朝每年都是选择用钱来买和平。只是西夏与大辽不同，他们毫无诚信可言，更是得寸进尺。
西夏党项人李元昊建国称帝后，不断的开疆拓土，使得西夏的疆域达到两万余里。东到黄河一带，西达玉门关，南接萧关，北边更是控制着大漠以及鄂尔多斯草原。
西夏一直不曾停下扩疆的脚步，不管有什么新的举措，他们最终的目标一直都是最富饶的大宋。
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宋神宗手底下有了钱，就开始想要试图收回失地。他确实也收回了不少城池，只是收回来的以河湟周边的城池后，与大宋接壤的吐蕃因疆域被吞并，改变了政策。由以往的联宋抗夏，转为了联夏抗宋，直到后来吐蕃与西夏通婚后，关系更是牢不可破，让大宋又多了一个敌人。
元丰五年，西夏大举反攻，要求归还兰州、会州等失地。最终大宋在这次战役中以失败告终，并归还了兰州之地。
那时苏辙一派人思想上与皇帝主战的想法是不一的，他们知道如今的大宋内忧外患根本无力反击周边的其他国家，希望大宋能与西夏、辽国等发展友好的关系，尽量不要兵戎相见。并上书皇帝，不要放松对西夏的防备，定要加强警戒。
苏辙等人此时的提议虽说是保守，却是从整个国家的大局着想。
北宋自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先后与辽国、西夏一直摩擦不断，现在又多了一个吐蕃，南边的交趾（今越南北部）见到有机可乘，也想伺机而动，派兵进犯大宋的广西边境，此时的大宋可以说是四面受敌。
宋哲宗亲政后，更是启用了先前他祖母罢免的变法官员，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派。对于保守派，如苏轼先是把人贬到了定州，后又流放到了岭南；之后苏辙等旧党官员逐个被清洗。宋哲宗甚至觉得都是因为这些人将疆土归还给西夏，让他丢了颜面，在重用改革派后，将苏辙一贬再贬。
苏辙在朝为官八年后，五十六岁的他就这样被赶出了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