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文字狱与闭关锁国政策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字狱在封建王朝一直就有，但是到了清朝它是发展到了整个王朝。清朝统治阶层发起的针对文人的迫害。康熙时期的庄廷鑨《明史》案
庄廷鑨（1585—1655 年），浙江乌程南浔（今湖州）人。他是浙江湖州的富户之子，十五岁时成为贡生，进入国子监学习，后来因疾病双目失明。
庄廷鑨眼盲后，想效仿左丘明着书立说，于是购买了天启朝大学士朱国祯撰写的未完成的《明史》遗稿。
之后，他广聘名士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以每千字润笔三十两白银的代价，让他们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编写过程中，他们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帝为正朔，使用永历等朝的年号，斥责明将降清为叛逆，更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书成不久，顺治十二年（1655 年）庄廷鑨病死。
庄廷鑨死后，其父亲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冬（1660 年）将书刻成，定名《明史辑略》。顺治十八年（1661 年），此书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责令刑部满官罗多等到湖州彻查，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
最终，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其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此案牵连致死七十余人，史称“庄廷鑨明史案”，也是清初着名的文字狱之一。
雍正时期着名的文字狱之首，吕留良案，吕留良生于1629年，出身封建仕宦家庭，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他是遗腹子，父亲早逝，由三哥吕愿良夫妇抚养长大。吕留良自幼聪颖，读书三遍即可背诵，八岁能文，十岁时受三哥所建的澄社影响，开始对时政有所关注。
明朝灭亡后，吕留良于顺治二年（1645 年）与侄儿吕宣忠散家财召募义勇，与入浙清军抗衡。吕宣忠曾署总兵都督佥事，后大战清兵于澜溪（太湖下游，乌镇附近），兵败后入山为僧，最终因探父病回家被捕遇害。吕留良也在抗清战斗中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
顺治十一年（1655 年），吕留良开始评选八股文。他借评选时文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
康熙五年（1665 年），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此后他归隐崇德城郊南阳村东庄，自开天盖楼刻局，选刻时文出售并提囊行医，还与张履祥等专攻程朱理学，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
他拒绝清廷征聘，削发为僧，在吴兴埭溪之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门人弟子众多。1683 年，吕留良因病与世长辞。
吕留良去世后，其着作在民间流传。湖南学子曾静读了吕留良的书后，对其思想极为推崇。曾静派学生张熙送策反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试图劝其反叛，被告发下狱。曾静在狱中供称自己的反清思想是受吕留良学说的影响。
此案审理了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雍正对吕留良的着作和思想进行了详细审查，认为其言论具有严重的反清倾向。
雍正十年（1732 年），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其子孙及门人等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被流徙为奴。吕留良的所有着作也全部被烧毁。此案牵连甚广，成为清代文字狱之首，对当时的文化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禁锢。
直到辛亥革命后，吕留良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吕留良案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和文化压制，也体现了当时民族矛盾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吕留良是明朝灭亡后拒考科举、坚决反清的学者，着书立说中有大量反清内容。吕留良去世多年后，因曾静、张熙谋反事件牵连其家。雍正帝下令挖坟、劈棺，吕留良后代和学生满门抄斩。大量相信吕留良学说的读书人也受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此案牵连之广、手段之残酷，让天下读书人噤若寒蝉。
乾隆时期的胡中藻案，大臣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乾隆帝认为此句是故意将清朝加上“浊”字，居心叵测。胡中藻被杀，友人也受牵连。乾隆时期文字狱频繁发生，文人创作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招来杀身之祸。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 年）考中进士，后担任内阁学士和湖南学政。他是鄂尔泰的门生。鄂尔泰是雍正帝临终时任命的顾命大臣之一，与大学士张廷玉素来不和，各级官员也以二人为首形成鄂、张两派朋党，互相倾轧。
乾隆帝对朋党现象十分不满，胡中藻作为鄂尔泰的门生且与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交往密切，自然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乾隆二十年，乾隆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
乾隆召集群臣，指出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的诸多问题。比如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将“浊”字加于国号“清”字之上，是对大清的诋毁；诗中还有“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等句，被认为是否定本朝的功绩；“天匪开清泰”等句也被视为非议清朝；“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等则是挑动夷夏问题，质疑清人的身份。
此外，胡中藻作为学政，所出试题如“乾三爻不象龙”（因乾隆年号与“龙”相关，被认为有诋毁之意）、“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也被乾隆视为悖逆之语。
胡中藻平日自称为“记出西林第一门”，而西林觉罗为鄂尔泰姓氏简称，乾隆斥其“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胡中藻被处斩。原本被判处凌迟，但乾隆为显示其仁厚，改为处斩。鄂尔泰虽已在乾隆十年（1745 年）病逝，但也未能摆脱罪责，其灵位被从贤良祠中撤出。
鄂昌被赐自尽。为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作序且出资赞助印刻的礼部侍郎张泰开被“部议夺官治罪”。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史贻直因为其子求甘肃布政司一职曾写信给鄂昌，被人告发后罢官勒令回籍。
胡中藻案是乾隆为打击朝中朋党、加强中央集权而兴起的文字狱。造成社会恐怖气氛弥漫，无数文人墨客惨遭迫害，大量珍贵文化典籍被焚毁或篡改。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不敢表露个人思想，中国思想学术陷入长期停滞和僵化状态。
文字狱在清朝的盛行，反映出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高度控制，其目的在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和权威。
这种极端的控制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思想陷入僵化，文化发展受到严重束缚。清朝在对外政策上也逐渐走向封闭。清朝统治者出于对自身统治的担忧以及对传统农业经济的过度依赖，开始推行闭关锁国政策。
他们坚持以农为本，推行“重本抑末”政策，认为无需与外国过多经济交流，试图通过封闭国门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从文字狱到闭关锁国，清朝的统治策略逐渐走向保守与封闭，这也为后来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埋下了伏笔。
闭关锁国政策在顺治十八年（1661 年），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片板不许下海”，对外贸易几乎完全停滞。这一举措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防止沿海地区的民众与反清势力勾结，同时也有一定的经济管控意图。
随着局势的变化，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允许与外国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但此时也并非完全开放，仍有诸多限制。
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开始全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乾隆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谕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即“一口通商”。这一时期，闭关锁国政策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对进出口贸易、外商活动范围等进行了严格限制，成为较为明确的“国策”式政策走向。
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内敛和自我完善，对外来文化和技术持怀疑态度，不愿接受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逐渐与世界隔绝，无法及时了解世界形势变化，也未能适时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导致中国在近代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