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宽的在野外的撒野，并不代表着陶宽尽是害人的事，农村里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家家都有，如果谁家连自己吃的菜都种不到了，要么就极其的懒，不愿出力，要么就是极其的困难，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做到。家里种的瓜果蔬菜多了，又不能变出钱来，自己又吃不完，要么就是喂猪，要么就是任由烂在地里。与其说喂猪或者任由烂在地里，像陶宽这样的孩子能吃点，人家都不以为是偷盗行为了。淳朴的民风，家里有的，不管是在地里的瓜果蔬菜，还是搬到家里番薯包谷，人家来拿点就不算偷盗了。不光是孩子，大人在外面干活的时候，因为口渴了，回家喝水又不方便，看见谁家的番薯或者是瓜果，顺手摘个能算偷盗吗？陶宽也就是这样的行为，家里有饭吃，只是在外面玩累了，玩饿了，摘个黄瓜也不能算偷盗行为。在村庄里既定的民约乡规里，算得上偷盗的：自己吃不完，到别人的地里整筐整筐得往家里搬，导致了本来的主人家自己吃都不够了，那才是偷盗了。或者没有搬到自己家里，而是搞到能换钱的地方去换钱了，这才是偷盗行为。陶宽有着这样的思想，甚至有些根深蒂固，这样的想法一直伴随着陶宽的一生，只是碰到同学以后，吃了同学的番薯，同学告到老师那里去了，老师给陶宽说了：把别人的东西，不和别人说就自己拿，这就是偷盗行为，这才体会到自己的家里淳朴的民风，也让陶宽学会了和同学相处方式的改变。再个就是金钱问题，陶宽对于钱没有太多的感觉，那个时候的农村，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也难得看到钱，辛辛苦苦做了一年的工分，结果除了领口粮的钱外，能到手的就是几十块钱了，有了几十块钱收入的人家，那可是大户人家了，那些家里劳动力不够的人家，能不欠生产队里的钱就不错了，村庄的林家就是这样子，家里孩子多，吃饭的多，做事的少，林家的女人又是一个扎了小脚的女人，在家里做个家务多有些困难，就更提去帮林家的男人做工分补贴家用了。家里都没有钱，大人要办点事都得出一身汗，何况是孩子呢，就算是过年了，给孩子的压岁钱，就更是微乎其微了，给个一分二分的就是天大的事了，家里的孩子更不可能去拿家里的钱出去买东西吃，即使是去代销店买了，代销店的小钱也不会给孩子买，小钱几乎知道整个村庄里谁家的收入多少，过年能置办个什么，小钱都心里清楚，哪个孩子拿了钱去买东西吃，小钱也会把钱收好，给个孩子一个豌豆大小的糖，打发孩子走了，然后就是通知孩子的大人来代销店里，把孩子的情况说了，然后把钱还给大人，当然会除去豌豆糖的钱，这家大人自然是对小钱感恩戴德，等到晚上，孩子就免不了一顿打。在村庄里这才算偷盗行为，偷自己家的钱也不行。村庄里淳朴的民风总认为：孩子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小了偷针，大了偷金。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也难得见到钱，最大的面值的也估计是五分的硬币了。在当时，五分的硬币也算是大钱了。陶宽家是个例外，陶宽爹外出做手艺，生产队里又有陶宽爷爷顶着，领口粮的钱相对于陶宽爹做手艺的工钱来说，自然是少的。即使是这样，陶宽能拿到的最大面值的钱也还是五分一下的硬币，陶宽对于吃没有太多的讲究，能顶饥就行，也不管味道如何，苦的，酸的，只要没有毒，再难吃的东西到了陶宽的嘴里都是美味。陶宽有些私房钱，都是一分二分的硬币，也有好几个，但陶宽不太喜欢花钱，陶宽宁愿去外面掏些吃的，也不会拿钱去买，陶宽妈知道陶宽的性格家里的钱并不避着陶宽，陶宽都知道家里的钱藏在哪里，陶宽甚至知道锁藏钱的箱子的那个锁平时只是没有锁的，只是挂在箱子的锁攀上，按理说，陶宽要拿钱去买东西是很有便利的，但陶宽不会去拿，陶磊也不会去拿，用钱的只有陶宽妈，甚至连陶宽爷爷也难得去花钱。陶宽妈知道陶宽要偷钱是很方便的，但陶宽打小从没有去碰过藏钱的箱子，陶宽能做的只是去外面野，野饿了就到谁家的地里去找吃的，或者干脆到野外的地里找野果吃，不会想到自己去买东西吃，更谈不上去偷钱买东西吃，至于到别人家去翻箱倒柜去找钱，几乎没有，这也是陶宽在村庄里人缘好的一个基础。陶宽的行为只能算是害人，还没有到偷盗行为的程度，所以，陶宽一直到自己去完小读书了，才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但到这时候，陶宽的意识里，钱最多也只是一个数字罢了，能够花就行，没必要去死挣，更没有必要去为钱卖命。到了初中，就到镇里去读书了，陶宽也还算班级里有钱的主，那时候人的思想和对金钱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认识，陶宽也还是那样，没有太多的改变，这样的意识持续到陶宽成家立业了，才有所改变，而这些却是陶宽以后的故事了，自然更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