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正月晦日。
已经换上了春日衣物的四十四岁的苏轼，与毕仲游、舒焕及其子舒彦举、寇昌朝、王适王遹兄弟、道士戴日祥，还有自己的长子苏迈一起泛游于泗水之上。
他们登上桓山，进入石室，赋诗唱和。
桓山是徐州北部古泗水北部的一座历史名山，传说有春秋时期宋国司马桓魋（音推）之石室墓，故名魋山，又名圣女山。桓山位于今江苏徐州市东北二十七里茅村镇洞山村，在徐州，说起北洞山大部分人都知道，但说到桓山却很少有人知晓。
在石室里，苏轼令道士戴日祥弹琴，演奏古曲《覆霜》，这一石室原是春秋时司马桓魋的墓地，随从中有人问，在墓地里弹琴，合乎礼法吗？
苏轼答道，司马桓魋已经化为尘埃，假如他泉下有知，听到我们弹琴，就会明白欢乐与悲哀都不能长久，万物都会生长消亡，他的愚蠢或许还能够减少一些呢！
于是，令戴道士只管弹奏。客人们都长长地叹息，从而陷入到沉思中……
自从得知大表哥文与可去世的消息，苏轼一连三天彻夜不眠，坐在屋里喟然长叹。睡梦中接连浮现出表哥的音容笑貌，惊醒后看到被褥及枕头上到处是自己洒下的泪痕。
苏轼与表哥的相交，历来是君子之交，有时候招之未必来，挥之也未必去。
二月初五，苏轼仍然按捺不住内心的悲伤，为大表哥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文。
写完祭文，苏轼又在文彦博的诗文后做了题跋，盛赞文潞公的学识与德行。
过了几天，苏轼将《祭文与可文》寄给了黄庭坚，黄庭坚除表达了对文与可之死的惋惜之情外，还把唱和苏轼的四首“粲”字韵诗回寄给苏轼。那是苏轼在东武任上时，与友人往返所作的四首“粲”字韵诗，苏轼接到黄庭坚的和诗后，又唱和了一首。
这天正好是寒食日，苏轼唱和完黄庭坚，又作书寄好友、驸马王诜。苏轼突然想起了去年寒食时二人的北城之游，遂走笔作了一首可博二人一笑的诗作，一并奉上。
前面我们说过，苏轼想让程棐将功赎罪，为国效力以救其弟，程棐也愿意尽力。于是，苏轼此时就给他发了委派公文。只不过，等到程棐如愿地将当地的盗贼全部缉拿归案时，苏轼已被治罪下狱。
这是后话。
杏花初开时节，蜀人张师厚经过徐州，正好王适（字子立）、王遹（字子敏）兄弟在官舍中从学于苏轼。于是，苏轼就安排二位少年吹奏洞箫，与老乡张师厚饮酒于杏花之下。
“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其一》）张师厚此次要到京师赴殿试，苏轼作诗二首为之送行。
杭州法惠院寺僧法言构筑了一座雪山于斋中，向苏轼求诗。
法言，字无择，生性淡泊潇洒。起初，法言在其所居室的东轩汲水为池，叠石以为小山，又洒白色粉末于峰峦之上，以作雪山之状。
当时尚任杭倅的苏轼，过而爱之，认为法言此举虽然类似儿戏，但意趣甚妙，有可以发人佳兴者，就为此取名“雪斋”。
如今四年已过，面对法言的请求，苏轼又作了雪斋诗，还命徐州的郡从事毕景儒书其额后，一并寄给法言。于是，“雪斋”之名始为世人所知。
为法言作完诗，苏轼将自己在徐州得到一双佩刀送给了弟弟子由，子由收到后，专门作了一首长诗感谢兄长，苏轼次其韵后回寄给远在南都的弟弟子由。
三月初三，苏轼拜读王羲之的书帖后，说出了自己对王逸少书法的见解。
他认为，《兰亭叙（避祖讳序）》、《乐毅论》、《东方先生》三部法帖皆高妙超绝，尽管经过长期的摹写和流传 ，古人用笔的意蕴依然清晰可辨，比起《遗教经》来，这些摹本也要好得多。
王羲之小楷《佛遗教经》，简称《遗教经》，又名《佛垂涅盘略说教诫经》，是佛陀释迦牟尼一生弘法言教内容的概括总结，是佛将入涅盘前对众弟子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也是佛留给后代所有想离苦得乐者的得度因缘。
在苏轼与自己的幕僚、后任杭倅的田叔通唱和了数首诗词之后，一种悄无声息的征兆逐渐变成了现实——苏轼的徐州知州任终于告一段落，将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的身份出知湖州知州。
当然，到江浙一带任职这也正是苏轼梦寐以求的。
又到了离任的时刻，一幕幕的往事重上心头：
回想起了自己在徐州时曾经修建石桥，并交由开元寺僧法明打理。还曾意气风发地嘲笑陶渊明《无弦琴》中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轼觉得陶渊明并非通达事理之人，因为各种乐理并不妨碍人们走向通达。
所以说，若陶渊明是个通达之人，那么就不会光不要琴弦，就应该连琴也不要了。
另外，苏轼还对陶渊明的一些看法无法认同，例如陶渊明认为，人的一生就像是暂居旅店一般，只有死了以后才能达到真实的境界，等等。
在徐州，苏轼曾与徐州教授舒焕（字尧文）谈论过作字之法。
苏轼认为，一旦有识浅、见狭、学不足这三条之一者，其书法就不能够尽其妙。自己作书，那是心、目、手，都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了。这一时期，苏轼与刘昱（字晦叔）有所交往。
公务之余，苏轼曾到过临角门外去观赏白鹤泉，传说此前曾有两只白鹤翔唳而下，因此得名。还曾寻访戏马台，苏轼认为城南山上的戏马台一带，山石荦确，不可以戏马，而再往南的亚父范增的墓冢附近，才有可能是以前的戏马台故址。
苏轼还曾用寇钧国先祖流传下来的李廷珪等十三个制墨名家的墨书写杜甫的诗，并在这十三首杜诗下面分别标注墨工的名字，以此来品评墨的品次。
民间传闻，说苏轼在徐州期间，李定之子曾路过此地，苏轼曾以相面之术戏之。还有，苏轼经过萧县时，曾画枯木于泉山上的拱翠堂。
离开徐州前，苏轼专门作诗留别了徐倅田叔通、寇昌朝、石夷庚等同僚，还作了《江城子》、《减字木兰花》。苏轼与寇昌朝（字元弼）的文字记载到此终了，据传寇昌朝别无他好，惟嗜酒与诗，一旦展纸濡笔，立下疾行，倏忽数十上百韵立就矣。
“古汴从西来，迎我向南京。东流入淮泗，送我东南行。”（《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三》）在从徐州出发到南都（今商丘）的路上，苏轼想到不日将要见到自己的弟弟了，于是，情不自禁地作诗五首，寄给了子由。
抵达南都后，苏轼先去府上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正是苏轼所言“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的第二次。
师生共话别情后，苏轼才去与子由一家团聚，此时的苏辙正在签书应天府判官任上。
在南都的半个多月间，苏轼还会晤了吕希道（字景纯）与僧人应言。
应言和尚绝非一个凡僧，至少在苏轼看来。
熙宁十年（1077），苏轼刚刚担任徐州知州，听说黄河水在澶州决口，进入巨野县，潮头正向郓州城奔袭而来。此刻，城中的官吏与百姓惊恐万状，不知所措。
而此时，应言和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挖开清冷口水道，使积水向北流入早已废弃的黄河故道，再向北折东入大海。官吏们本对此半信半疑，但架不住应言苦口婆心的坚持与劝说，采纳了应言的建议。
最终，果如应言的预料，郓州没有受到洪水的侵害。州中百姓要为他请求赏赐，应言却笑着辞谢而去。
苏轼对于应言和尚仰慕已久，所以这次听说应言就在南都，还专门会晤了他。
苏轼收到了晁补之的书信，原来小晁已经进士及第，郑重修书对于老师苏轼的栽培与提携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转眼半月已过，因为要到湖州赴任，苏轼只得告别了弟弟一家。
从南都启程，乘船南下，三天后就到了位于汴水之北的灵璧县。在这里，苏轼受到了当地望族张氏后人张硕的盛情接待。
张氏家族世代在朝为官，在灵璧县定居后，开始不断在汴、泗之间增修与扩建自家的园林——张氏园亭。苏轼被张府用小轿接到了园中，欣赏了园中的茂林修竹，品尝了园中的瓜果菜蔬之后，应张硕的请求，为该园写下了《灵璧张氏园亭记》。
路过宿州时，苏轼赠官妓小苏“舞腰窈窕，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散半天风雨寒。”之句。
过泗州时，苏轼又题了老同事、原杭州府签判孙弈（字景山）的西轩。
看到泗水一带的田园之美，苏轼甚至有心在此地买田安居，但是现实中却不能遂愿。过淮河时，苏轼又作诗三首赠给孙弈及弟弟子由，“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一》），此乃仕途浮沉中颠沛流离的苏轼第三次过淮也。
苏轼还在欧阳修的家书后做了题跋，对于其“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的高风亮节极为推崇。
过高邮时，见了道潜（参寥子）与秦观。于是，三人便同舟南行。
此时，道潜听说苏轼路过此地，想驾一叶轻舟来看望故人。无奈，佛门规定每年的自四月十五日起三个月不准离寺，此为出家人“夏安居”的日子。
“夏安居”起源于印度，那里的夏日雨季长达三个月，佛陀乃订立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安居之期，在此期间，出家众禁止外出，要专心坐禅修学，聚居于一处精进修行，称为安居。
因为一者雨季期间，草木、虫蚁繁殖最多，恐外出时误蹈，伤害生灵；二者，天气炎热，妇女穿衣不庄严，僧众托钵乞食出入村庄，为防世人讥嫌，因此禁止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