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在人情世故的江湖里，那可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总能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礼物，巧妙地编织起一张庞大的人际网络，让自己的人脉关系牢不可破。但他心里就像有杆秤，原则底线坚如磐石，绝不肯轻易送出重礼，生怕那些带着利益算计的厚礼，把原本纯粹的情谊搅得浑浊不堪。
不过，在岑春煊面前，他却破了自己立下的规矩。不管岑春煊是在官场巅峰呼风唤雨，还是赋闲在上海逍遥度日，李准始终毕恭毕敬，各种馈赠源源不断，这份情谊，就像山间的涓涓细流，无声却又持久地润泽着他们之间的关系。
岑春煊，此人堪称官场中的一股 “泥石流”，行事风格特立独行，一心以清流自居，在官场上执法严苛，就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直插贪腐的要害。
曾经，无数贪官污吏在他的弹劾之下纷纷落马，也因此赢得了 “官屠” 这个让人敬畏又胆寒的称号。他刚到广东担任总督的时候，有个商人想走歪路，拿了一盒看似普通的茶叶来行贿，还神秘兮兮地暗示他回家再打开。岑春煊回家打开一看，好家伙，茶叶下面竟然藏着四十万两银票！他当场就火冒三丈，把银票扔了回去，还把那商人狠狠斥责了一番，他这清正廉洁的形象，简直是无可挑剔，如同烈日高悬，容不得半点阴暗。
平时，别人送的礼物他一概拒之门外，可唯独对李准的礼物，他收得那叫一个心安理得，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李准对权力和物质的态度，那叫一个超脱。在他眼里，权力就像是一场虚幻的游戏，物质不过是游戏里的筹码罢了。他对追逐权力没什么兴趣，也不贪恋物质享受。在他看来，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心的平静与满足，而不是那些外在的权势和财富。他心里清楚，权力和物质往往伴随着无尽的纷争与诱惑，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他一直保持着清醒和自律，不被权势和物质所迷惑。
然而，这官场就像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人心更是难以捉摸。
岑春煊对李准的态度，就像大雾里的灯塔，一会儿亮得刺眼，仿佛在为他指引前路；一会儿又隐没在黑暗中，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一边打压李准的势力，一边又好像在暗中提拔；一边心安理得地收着礼物，一边又大刀阔斧地削减李准的兵权。这一切，其实都是岑春煊驾驭下属的手段。
李准虽然对权力没什么欲望，但面对岑春煊的打压，他也不得不做出回应。他明白，在这风云变幻的官场里，想要独善其身，简直比登天还难。
李准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就是他在这复杂官场里的立足之本。他坚信以德报怨能平息事端，相信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面对张鸣岐的猛烈攻击，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反抗和不满，而是以一种超乎常人的平静，默默接受了这一切变故。
张鸣岐踏上两广总督之位后，特意顺路去上海拜访岑春煊。岑春煊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张鸣岐：一定要想尽办法削弱李准的财权、兵权，甚至是人事权，要把他彻底打压下去。
在岑春煊眼里，李准在广东的势力已经成了他的心腹大患，必须除掉才能安心。他甚至对张鸣岐说，如果常规手段搞不定李准，必要的时候，就采取极端手段 —— 杀了他，以绝后患。这话一出口，就给张鸣岐和李准的关系定下了冷酷的基调，也让李准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十二月的寒风凛冽刺骨，张鸣岐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向李准发起了进攻。他知道夏同稣和李准是儿女亲家关系，就通过夏同稣向李准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总督和提督的权限必须划分清楚，不容混淆。
面对张鸣岐的强硬要求，李准没有丝毫反抗，他说：“我本就不是热衷于权力的人，历任知府因为军事需要，把很多事务托付给我，我并非主动揽权。而且这些事务，本来就不是提督的职责，是我做道员的时候负责的，升任提督后就接着管了。如今坚帅想收回什么权力，尽管开口，我一定遵从。” 这番话，既表达了他的无奈和妥协，也透露出他对权力的淡然。
夏同稣把李准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鸣岐，张总督原本以为李准会激烈反抗，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轻易就妥协了。
于是，张鸣岐得寸进尺，不仅把李准从道员时期就掌管的权力全部收回，就连委任巡营小轮管带这样的小事，都得总督亲自过问。水上警察事务，提督更是无权插手。省城侦缉队，原本是李准一手组建的，现在也被划到了总督麾下。至于省城内新军的驻扎和管理，张鸣岐更是宣称，这是广州协副将的职责，今后都归黄菊三管辖。
对于这一系列变故，李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和反抗。他似乎已经看透了官场的勾心斗角，只希望在这权力的旋涡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他深知，权力和物质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才是永恒的财富。
回首过往，岑春煊、袁海观两位总督对李准的打压排挤，早已让他身心俱疲。在这官场的惊涛骇浪中，他渐渐感到心力交瘁，萌生了退隐江湖、远离纷争的念头。他明白，只有远离这权力的旋涡，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俗话说，是福祸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不新的麻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