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2日，东方大国阿广省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全息投影将长安总统府的画面实时传输至此。我站在量子讲台前，看着台下阿广历史学家们专注的眼神，身后的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大唐从拓荒到繁荣的影像片段。
“各位学者，当我们谈论大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联邦制时，必须跳出传统认知的框架。”我轻点操作面板，屏幕切换成对比图表，“这既非A国式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复刻，而是一场融合历史智慧与现代创新的社会实验。”
台下，阿广省历史学会会长陈启铭推了推智能眼镜，目光聚焦在屏幕上的“共富指数变迁图”。图表显示，自大唐建立联邦制以来的三百年间，基尼系数从0.62稳步降至0.28，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始终控制在合理区间。“李总统，能否详细阐述这种制度如何实现‘不同层次人群共同富裕’？”他的提问引发全场关注。
我调出虚拟沙盘，18世纪的大唐城市模型在空气中浮现：“答案藏在我们的立国根基里。当先民们在新大陆登陆时，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便融入制度设计。《联邦宪章》开篇明义——‘财富之积累，当以万民福祉为归’。”沙盘里，代表不同阶层的光点逐渐汇聚，形成璀璨的光带，“我们将法家的‘循名责实’转化为税收制度，对资本增值课以累进税，同时用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念构建全民福利体系。”
更具开创性的是大唐的“全民持股计划”。在全息影像中，19世纪的纺织工厂里，工人们除了工资，还能获得企业的虚拟股权。“每个劳动者都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我展示着历史档案，“当企业盈利时，股权分红自动转入工人账户。这种模式不仅缩小了贫富差距，更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力。”
阿广省社科院的青年学者林晓薇举起手：“但资本逐利的天性如何约束？如何避免形成新的特权阶层？”问题一出，会场陷入短暂的寂静。我微笑着切换屏幕，出现一部古老的法典——《工商均利律》：“法家的智慧在此显现。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企业高管薪酬不得超过普通员工的20倍，任何垄断行为将面临天文数字的罚款。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全民监督的区块链系统，每一笔财富流动都在阳光下运行。”
在教育领域，大唐的探索同样引人深思。屏幕上，长安大学的课堂里，贵族子弟与平民学生并肩学习量子物理。“我们用儒家‘有教无类’的理念打破教育壁垒，”我展示着教育投入数据，“政府将40%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实行全免费。墨家工坊与高校合作，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触最前沿的科技。”
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更体现了共富精神。虚拟画面中，偏远山区的诊所里，智能诊断机器人正在为村民检查身体，数据实时传输至长安的顶级医院。“不论贫富，每个人都能享受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我调出医疗资源分布地图，“量子通信技术让专家会诊覆盖到每一个角落，而全民医保的资金，来自资本利得税与企业社会责任金。”
当谈到住房问题时，会场响起轻微的议论声。我调出“安居工程”的全息模型：“我们借鉴墨家‘节用’思想，建设模块化智能住宅。政府规定，开发商必须将30%的房源以成本价售予低收入群体。同时，通过量子计算优化土地资源分配，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安身之所。”
阿广省的经济学家们对大唐的税收制度表现出浓厚兴趣。我展示了税收分配的动态模型：“我们实行‘三七分税’原则，70%的税收用于民生建设，30%投入科技创新。这种分配方式让财富不断从高收入群体流向公共领域，再以教育、医疗、就业等形式反哺全体国民。”
在文化层面，大唐的共富理念同样开花结果。屏幕上，长安的社区博物馆里，工人、商人、学者共同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我们坚信，精神的富足与物质的充裕同样重要。”我展示着文化活动数据，“每年举办的‘万民艺术节’，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艺术中找到共鸣。”
演讲接近尾声时，我将画面切换成今日大唐的城市街景：智能交通系统有序运行，生态公园遍布城市，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人们和谐共处。“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我看着台下的学者，“而是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赋能与文化浸润实现的现实。大唐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联邦制可以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力工具。”
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陈启铭会长起身总结：“李总统的分享，为我们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唐的实践告诉我们，制度设计的智慧、科技进步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滋养，三者缺一不可。”
夜幕降临，阿广省的珠江两岸华灯初上。我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看着江上往来的船只，思绪飘向远方。这场跨越海洋的学术对话，不仅是对制度模式的探讨，更是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共同思考——如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历史与创新的交融之中。